作者：唐裕民
古人熙熙攘攘，只为碎银几两。
爵豆山铜矿山，因银人声鼎沸。
唐宋朝廷官办，明时皇帝内帑。
魏忠贤戚继光，奉旨已成过往。
千年辛酸已逝，今看共富风光。
曾经繁荣鼎沸，终又退出历史舞台的浙江省衢州市湖南银矿遗址，位于衢江区湖南镇破石村项家自然村对面山前峦中，开采于唐、宋、元、明、清，时开时禁，分布面积约400万平方米。据《嘉庆一统志》载：“南山银矿，所出银矿，唐元和四年（809）废，五代吴越钱氏复开仍闭”。南山即今衢州市衢江区湖南镇，该遗址2011年1月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湖南银矿遗址是浙江省开采年代较早的银矿遗址之一，其中一号洞，洞口宽约2米，洞内高约3米，往东南面延伸约12米；二号洞，深约40米，洞内有大小4-6个小洞。该银矿遗址和炼银场遗址的发现，对研究我国银矿开采与冶炼技术发展史具有重要历史研究与考古价值。
湖南银矿遗址，大部分井洞是横向开采的，只有几处是竖井。洞口有的只能容一人进出，也有的可容几十人同时作业。洞深有的几十米，也有的几千米。矿井数较多，有数以百计，洞穴连洞穴，形式复杂，大部分保存尚好。当时银矿从矿石洞内运出几乎都是就近运到现今的湖南镇破石村项家自然村提炼。在项家村现在还保存旧时炼银场，面积约3000平方米。原有古栈道通往山顶，作为运输矿石及岭洋乡村民外出的山道，因建筑湖南镇水库大坝，修建了通往山顶的盘山公路，该通道逐渐荒芜，人迹罕至，山上的大部分矿洞也被杂草灌木遮盖，外人难以找到。
唐宋时期，衢州银矿颇为兴盛。目前所能见的，关于衢州地区古代银矿的最早记载，是成书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的《新唐书》。《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凡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陕、宣、润、饶、衢、信五州，银冶五十八，铜冶九十六，铁山五，锡山二，铜山四……元和初，天下银治废者四十。”可见，至少在唐代，衢州已成为全国重要的产银重镇。明天启《衢州府志》中，“爵豆山”条目有注云：“县南七十五里山出银，唐元和四年废，至钱氏复开，今无闻。”这一记载可与《新唐书》相印证，说明唐代衢州坑冶以银矿为主。衢江区黄坛口乡坑口村的银洞口，亦产银，但规模无此大。
“爵豆山”古银矿即今衢江区湖南银矿遗址，按明天启《衢州府志》记载，该银矿在五代十国钱俶时重新开采，到了天启年间已湮没无闻。事实上，唐末五代以来，随着江南的开发和经济中心南移，衢州作为全国矿冶重镇的地位虽受冲击，但是矿冶的规模与影响仍在不断扩大。《宋史·食货志》也记载了北宋初的矿冶情况。
其后，到了治平年间，北宋开国百年左右，衢州仍然是当时重要的银、铅产地。《元丰九域志》和《文献通考》等书，记录了衢州宋代的银、铅矿场情况。《元丰九域志》是成书于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的地理志书，在“西安”条目下有注云：“南、北二银场。”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表述得更为具体，当时衢州明确有南山银场（即爵豆山古银矿）、北山银场（即铜矿山，在太真乡银坑村附近）和金水银场（明清已无考，疑在开化县）；银、铅矿伴生合采，和现今探矿结果吻合。
《文献通考》对衢州矿冶的记载详细，这与作者马端临的经历大有关系。马端临（1254年-1323年），字贵舆，号竹洲，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人，是南宋右丞相马廷鸾之子，著名历史学家。马端临最大的贡献是编写了《文献通考》，该书分24个门类，348卷，叙事条分缕析，评述精审透彻，资料丰富翔实，是一部古往今来极有参考价值的历史名著。马端临从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开始纂写，到至治二年（1322）刊印，前后历时22年。其间，元贞元年（1295），马端临出任衢州柯山书院（今柯城区石室乡新东村）山长。廷祐五年（1318），马端临再任衢州柯山书院山长。两任柯山书院山长，马端临与衢州结下了不解之缘，《文献通考》主要在衢州编撰完成，所以《文献通考》对宋时衢州坑冶的记载完全可信。
银矿的开采，也带动了一方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两宋时期一度允许私人出息承买，政府还专门在南山银场设置征税机构。《宋会要·食货》中记载：“衢州旧在城及龙游、江山、常山县、开化、礼宾、安仁、白革场八务……熙宁十年，南银场二百一十五贯六百二十六文，安仁场七十三贯六百六十六文。”安仁位于衢江沿岸，水陆交通便利，是衢城东部商贸较为繁荣的码头，南宋诗人杨万里曾在此留下《过安仁市得风挂帆二首》。熙宁十年，南银场的税收大约是安仁场的3倍，则南山银场的繁荣可见一斑。当地民间有“九牛街”的故事，传说一天要宰杀9头牛，侧面印证了围绕南山银场形成了一座商贸繁盛、人声鼎沸的衢南重镇，而且当地消费水平相对较高。
然而在《元史》中，产银之所已经把衢州剔除在外——“江浙省曰处州、建宁、延平”，倒是“产铁之所”中又把衢州列入。唐宋以来，繁盛的衢州银矿已经日薄西山、风光不再，冶金结构随之发生了变化。
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中提到，“凡银中国所出，浙江、福建旧有坑场，国初或采或闭”。这一时期旧银矿的废弃，多因矿苗萎缩、矿石品位下降，矿盗聚集，社会动荡；三是云南银矿的开采对内地银场形成巨大冲击，宋应星写道：“合八省所生，不敌云南之半，故开矿煎银，惟滇中可永行”。全国采银重心发生转移，兼之改朝换代动荡不安，往日人声鼎沸的南山银场在明代早就废弃有时，到修编天启《衢州府志》时已经“无闻”。
南山银场废弃后，北山银场（今衢江区太真乡银坑村）地位更加重要，“铜山”“铜矿山”的使用频次增加，从明清府志来看，传统的“桐山”大概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改称现在的“铜山”。据说，矿盗在此盗采银矿，为遮人耳目，改“桐山”为“铜山”，对外宣称鼓风炼铜。
天启《衢州府志》中所言的“近者官采”，证明明朝官方曾在北山银场开场炼银。由此推之，明初衢州采矿的规模和影响不小，城内一度存在管理矿场的专门机构即矿场公署。
万历三十三年，诏罢采矿官，矿场公署随即被弃置，等到万历四十四年新建射圃，已经荒废11年了。这之前，万历二十五年，内监开矿，但开矿之利不足以偿所费，在县令林允的调停下很快就中止。康熙《衢州府志》记载：“中贵人将开矿，云（万历二十四年知西安县林云）悉心调停，商民两便。”
万历二十六年，锦衣卫百户刘心泽上奏朝廷，说浙江衢州等出产金银矿洞，命矿监刘忠一并开采，康熙《衢州府志》记载：“内珰开矿仙霞，光彦（万历二十一年知江山县蒋光彦）拒之，乃止。”但是，万历二十九年，刘忠强硬开矿仙霞，引起江山骚然，“貂珰续来，钳锤大作”。
直到万历三十二年，明政府才考虑衢州府的难处，下诏停止采矿，将矿洞封闭并派兵防御，在通往银坑的各个路口立碑告示。石碑内容即嘉靖四十五年的《钦差总督军门示》，现在在柯城区石梁镇下村村的祠堂里还保留了一块，背面已侵蚀模糊，依稀还能辨认“钦差”“矿场”等字眼。万历三十三年，诏罢开矿官，标志着银坑采矿基本退出历史舞台。
康熙三十五年冬，讹言忽起，一批人聚集银坑盗采，因无所得又散去。次年，又来二十余人聚集盗采。时任西安知县陈鹏年严檄驱斥，作《铜山辩》以戒来者。民国初，欧风渐来，复议开矿银坑，然而所得不过数处石炭，遂不了了之。
在衢江区太真乡，民间至今还流传着关于银矿的种种故事。其中著名的有“魏忠贤钦办银矿”“明神宗朱诩钧派宦官魏忠贤赴浙西督办银矿”“戚继光曾率兵驻守银矿”，以及“方志敏率红军借助银坑洞休整”等。如今，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古银矿资源如何开发利用，是当地文旅融合、发展全域旅游的优势和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