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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汽车沙皇”到“逃亡囚徒” 起底戈恩事件背后三大主因

发布时间:2020-01-23

北京时间1月8日晚间,卡洛斯·戈恩在黎巴嫩贝鲁特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这个汽车界的“神奇小子”,曾经掌管全球最大汽车集团的核心人物,在经历了400多天的关押、审讯与各类“非人”待遇后,终于可以自由地“发声”了。

戈恩说,日本检察院和日产高管联合策划的这场“阴谋”,将其推向了被“污蔑”的深渊。而阴谋的背后策划者,日产前CEO西川广人、日产负责外部和政府事务的前执行副总裁川口均(Hitoshi Kawaguchi)、日产前内部审计Hidetoshi Imazu等日产高管,以及日产董事会成员Masakazu Toyoda,均是主谋。

整个发布会持续3小时,戈恩用四种语言控诉日产-雷诺-三菱联盟对其瞒报收入、挪用资金、背信罪等多项罪名的污蔑。逻辑缜密,气场强大。

关于戈恩发布会上透露的具体细节,盖世汽车在9日早上已经发布了一篇《开撕!正经八卦解读戈恩发布会》文章,在此不再赘述。

从2018年11月19日被捕,到2019年12月30日胜利逃亡,戈恩被捕事件全程备受媒体和公众关注,这其中交织着个人恩怨,权力较量与利益争夺。在“独裁者”与“阴谋论”之间,到底穿插着哪些我们看不见的“内幕”?戈恩在发布会中已有所指,本文我们试图从个人矛盾、企业恩怨和国家利益博弈三方面入手,起底戈恩“被捕”事件背后的三大主线。

个人矛盾:日产的“救世主”被冠以“刽子手”

卡洛斯·戈恩,生于巴西,6岁随父母移居黎巴嫩,后至法国学习和工作。所以,拥有巴西、黎巴嫩和法国三重国籍的戈恩,在成长过程中受欧洲文化影响最大,这也形成了其行事高调、雷厉风行的风格做派。

1996年,戈恩离开了效力11年的米其林,进入雷诺汽车担任执行副总裁。由此,开启了其纵横捭阖的汽车生涯。

1999年,雷诺花52亿美元收购了日产36.8%的股权,以及日产旗下日本日产柴油汽车22.5%的股权和日产在欧洲的五个财务子公司。

然而,此时的日产并非一块“肥肉”。

资料显示,1999年与雷诺结盟时,日产在日本市场的占有率已连续衰退了27年,且负债高达2.1万亿日元;当年在售的日产车型中,仅有一款登上了“日本十大畅销车型”的榜单。

这样的“烂摊子”,留给戈恩来收拾。

戈恩一到日本,便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到访了日产在海内外的每一座办公室、工厂、技术中心等,摸清了日产的经销商和供应商体系,而后推出了日产三年复兴计划。这一计划包括:三年内推出22款新产品、降低20%生产成本、裁掉21000个职位、关闭5家工厂、砍掉与汽车无关的业务。

这一计划仅执行两年,日产便实现扭亏为盈;2000财年,日产实现27亿美元的盈利;4年间还清了2万亿日元的债务。

由于改革成效显著,2005年,戈恩同时成为雷诺和日产的掌舵者。

日产振兴了。戈恩成了“功臣”,但也成了“刽子手”。

有分析指出,日本企业有个非常典型的特征:终生雇佣制+裙带关系。这一特征就是在自有圈子里相互协作,缺乏竞争意识;而戈恩是非常典型的职业经理人,维护公司的利益,对股东负责。另外,日本人骨子里有一种低调、内敛的性格,奉行集体主义,讲求勤奋自律和奉献精神;而戈恩在联盟中处于核心地位,且权力过于集中,个人主义至上。所以,两种文化的碰撞,加上空降的“成本杀手”以强硬手段开源节流,危机了日产部分高层和权贵,甚至裙带关系中处于日产庞大分支中各类人员的利益,“怨恨”的种子就此种下。

2016年,戈恩趁三菱汽车爆发油耗测试造假的丑闻,迅速完成了对三菱34%股权的收购。至此,雷诺-日产-三菱联盟成立,戈恩任三家全球车企的董事长职务,也是汽车界最具权势的人物之一,被业内称为“汽车沙皇”。

而戈恩对日产大刀阔斧的改革,致使数以万计的日产员工下岗;与此同时,戈恩每年却领着20亿日元的工资。这种反差和矛盾,进一步激化,以至于日产内部员工中有人私下称戈恩为“刽子手”。

戈恩被捕后,时任日产CEO的西川广人曾公开表示:“有些事情应该得到纠正,比如过度集权,这导致了某种扭曲。”甚至在2018年11月19日戈恩被捕的当晚,西川广人在日产召开的临时发布会上列举了戈恩的三大罪状,称“戈恩所为是公司不能容忍的行为,我感到非常失望、沮丧、绝望、愤慨和愤怒。”言语间,不乏个人恩怨。

戈恩在8日晚间的发布会引用友人的话说,“复兴后的日产不想再受这个法国人指手画脚,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我赶走。”

企业恩怨:不对等的权力与义务

除了因大刀改革而引发的个人之间的矛盾外,企业之间的利益不对等,也是戈恩“引火上身”的导火索之一。

前文提到,1999年,雷诺收购了深陷困顿中日产的36.8%股权,至2011年,前者对日产的持股增至43.4%,并拥有投票权。

而随着日产的羽翼再次丰满,2002年3月,日产拥有了雷诺13.5%的股权,至2011年增至15%,但没有投票权。与此同时,走出困境的日产,在体量上迅速膨胀。

在雷诺-日产-三菱联盟中,三菱因体量和业绩较小,相对处于弱势,真正的博弈方还是雷诺与日产。

2017年,联盟创造了1060万台的总销量,击败大众和丰田,成为全球销量冠军。三大联盟中,雷诺集团2017年销量为376万台;日产为581万台;而三菱贡献了103万台。

另外,2017年,雷诺集团营收增加了14.7%至587.70亿欧元;营业利润增长了15.8%,至37.99亿欧元。而截至2017财年,雷诺从日产收到的分红累计超过6000亿日元,计入雷诺-日产联盟并决算的日产利润超过2.5万亿日元。

在这一联盟中,日产的“老大哥”地位非常明显,然日产的实力和在联盟中所拥有的话语权显然不对等,这促使日产对雷诺-日产联盟愈发感到不满。

国家利益博弈:国民支柱产业岂容“外人”抢夺?

从国家利益博弈层面看,法国政府作为雷诺集团的控股股东所持有的15%股权,在联盟中产生的影响至关重要。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岛国,国土面积狭小,但汽车产业极其强盛。除了挤进世界前三的丰田外,本田和日产同样是日本汽车业的支柱。而面对日产在联盟中的地位和权益与雷诺产生的悬殊,一向谨慎、保守的日本人,开始酝酿着“反戈”。

2015年,当雷诺的大股东法国政府希望将在雷诺的持股比例从15%提升到19.73%时,引发了日产的极力反对。后者针锋相对地提出希望将在雷诺的持股比例提升至25%以上。

有分析认为,按照日本对有关企业交叉持股的法律规定,如果日产汽车对雷诺的持股达到25%,雷诺将会丧失在日产43.3%的投票权。

彼时,戈恩一直希望促成雷诺-日产与三菱的结盟,而日产内部对此同样持反对意见,主要原因是担心三方合并后,日产将丧失独立性,对技术外流,以及由此产生的“空心化”和“边缘化”感到不安全。

面的日产的针锋相对,法国政府只好将增持股权计划暂时搁置。2017年5月,法国总统马克龙上台,为了提振法国经济,2018年初,法国政府与戈恩签署对赌协议。即法国政府支持戈恩连任雷诺集团CEO,但戈恩要促成雷诺与日产的合并。

消息传到日本后,引发了日产高层的强烈反对,甚至一度将反对戈恩和合并上升到“保卫日本汽车产业”的高度。2018年年初,日本某高官以匿名的形式对外发声,称无论如何都要保住日产,不会让雷诺以不可逆的形式完全吞并日产。这也是日本政府首次以非正式渠道向法国发出警告。

其实,早在2017年9月,雷诺-日产联盟曾出台了一项“联盟2022”的发展计划。该计划旨在应对全球范围内持续进行的“新四化”变革,深度整合三方资源,扩大协同效应,以节约研发成本。从这方面看,戈恩的出发点是为了联盟未来更好的发展,但雷诺和日产完全整合的最明显障碍仍在于政治因素。

很简单,因为法国和日本都想保持各自汽车企业的独立性。

在日产由弱变强后,日本政府更希望日产摆脱联盟的控制;对于法国政府来说,汽车作为国民支柱产业,对于扩大就业,增强国家经济实力至关重要。而拥有雷诺控股权的法国政府,希望雷诺可以吞并日产,一方面助力雷诺进一步实现全球化,另一方面可以继续从日产获取更多经济利益。

日本和法国政府各自的立场和利益出发点不同,所以,这场合并注定难以达成。

如今,联盟已瓦解,而被捕后的戈恩虽然上演了胜利大逃亡,但国际刑警组织(ICPO)“红色通缉令”的发出,使得戈恩在全球范围内的活动严重受限。

历史告诉我们,所有的“阴谋”,背后都是“利益”之争。无论是戈恩因高调和独裁与日产高层产生的个人矛盾;还是日产与雷诺因权利义务不对等引发的争斗;以及日本政府和法国政府从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而发生的“隐性”对抗;归根结底,背后均是利益之争。

参考资料:

青年报—《“逃亡者”戈恩:大国产业暗战背后的牺牲品》

财经—《戈恩日产恩仇录:谁扳倒了戈恩?谁又将接班?》、《戈恩日产恩仇录:再见,汽车沙皇》

虎嗅—《谁策划了戈恩逃亡?》

(文章来源:盖世汽车)

来源:冯凉爽来源: 盖世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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