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财政部印发《商业保险公司绩效评价办法》，推出新的评价指标，由原先的“盈利能力、经营增长、资产质量、偿付能力”调整为“服务国家发展目标和实体经济、发展质量、风险防控、经营效益”。
没有无缘无故的改变。对险企绩效的新标尺，往近了说，深嵌于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发展之中；往远了说，因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应有之义。
全球化蜜月渐远，大国竞争的时代潜行，不要再问国家为你做了些什么，而是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新指挥棒
这个绩效评价，是确定险企负责人薪酬和企业工资总额的主要依据。也就是说，高管薪酬与之挂钩，领导班子考核与之相关，是险企的顶层设计。
对于年度绩效评价达不到“中档”的，要求“对照绩效评价结果计分表及时总结原因，分析差距，加强管理，改进考核”。从这里可看出，绩效考核不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而是能够触及利益的硬约束和指挥棒。
虽然该办法主要适用于国资险企，但民资险企想必也会参照执行。
我们知道，很多险企都是上市公司，新的绩效评价，显然不会与既有章程严丝合缝，需要后者进行修改和再平衡。毕竟，既有的上市公司章程诞生于过往，更偏极致的自由市场一些，对社会责任、创新质量和服务国家，并未浓墨重彩。
财政部“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对于包括险企在内的金融机构如何站位更高，如何有力支撑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国家一直在设置导向，积极推动。比如稍早前银保监会发文《关于进一步推动金融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提出险企要提升制造业企业的风险保障水平，丰富和完善科技保险服务。同时，险资要发挥长期资金优势，支持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简单说，险企不能光想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要为国家高质量发展提供“弹药”，要将自身的发展主动融入到历史的进程之中。
不唯规模
标准即生产力，即方向，规定了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哪些受到鼓励，哪些付出代价，是第一位的竞争。
新的绩效评价，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标准和规则上重塑险企的竞争观和发展观，摒弃旧有的粗放增长，拥抱价值、创新和服务这些被长期忽略的制胜之道。
一直以来，规模制胜是险企的市场圭臬。但随着近年来“保险卖不动了”，代理人也逐渐从“人海战术”转向“精英战术”。人口红利不再，险企未来的增长空间如何打开，考验着众多险企的思考和试错。
至少从国家层面来看，盈利能力和经营增长，这两个指标不仅不再置顶，也从表述中消失。过去，盈利和增长，被简单理解为规模制胜。在彼时，规模增长似乎“唾手可得”，在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加持下，谁能够更快“跑马圈地”，谁就能够获得“盈利和增长”。
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主要矛盾。过去一二十年，中国险企最重要的是“增长”，而未来一二十年，中国险企最重要的是“质量”，通过创新和服务驱动高质量增长，而不是野蛮生长、痼疾丛生的“高速度增长”。
标准之变，虽不能立竿见影，但润物无声，是确定无疑的。
服务国家
最明显的变化，也是大家都能感受到的深刻变化，来自对服务国家的重视。
在“服务国家发展目标和实体经济”的这个指标里，包括服务社会民生情况、服务生态文明建设情况、服务“三农”情况、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情况以及保险资金运用投资实体经济特定领域情况5个指标，从中可以看出，国家发展的重点和导向在哪里。
比如，民生链接着共同富裕，生态对照着绿水青山，“三农”背后是乡村振兴，新兴产业则聚焦于高精尖，最后一个则更广泛，个人养老金是重中之重。由此可见，桩桩件件，都是上层建筑反作用力在保险领域的体现。
还有风险防控，这次也被单独拎出来，也是基于过去几年金融监管的最大现实，就是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避免“安邦系”和“明天系”式的金融风险卷土重来。
面对日益劣化的外部环境，做好国内大循环变得日益重要，做好我们自己的事变得日益重要，金融支持实体，险资支持产业，自然是责无旁贷。而这种支持，不能是被动和消极，否则既支持不了实体和产业，又发展不了自身。只有将自己的发展积极融入到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战略之中，才有可能撞开新的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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